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实现绿色发展。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地理因素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对于认识当前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合理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以推动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首先分析和阐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路径，并对产业集聚与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其次，研究选取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E-SBM模型测算绿色水资源效率，在邻接空间权重下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二产业占比对绿色水资源效率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周围区域的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承接下游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准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重视研发质量，提高研发转化率等。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运用PSM-DID模型检验“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对农村脱贫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商业保险”政策体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脱贫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但我国当前仍然有部分地区家庭因为生病、灾害等情况的发生出现返贫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农村脱贫家庭对社会保障的过度依赖，而社会保障的保障程度较低，不足以较好抵御风险。因此，激发农村脱贫家庭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性可以很好地保障其日后家庭资产的积累。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强商业保险宣传力度，丰富保险品种，构建多层次保险体系对抑制农村脱贫家庭返贫现象的发生至关重要。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刺激了经济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水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尤其是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论文以2003—2017 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基于面板 VAR 模型，首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双向FDI、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来看双向FDI均有益于经济增长；2）双向FDI和工业废水排放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初期减少了工业废水排放量，而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却使得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则降低工业废水排放量，经济增长则会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但增加量是递减的；3）工业废水排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作用微弱，而对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经济增长则存在滞后效应。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基于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 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整体呈较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水资源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贡献最大。从区域差异看，上游成渝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最大，中游城市群次之，下游长三角最小；从省市差异看，水资源承载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江西、贵州、上海、湖南、云南、江苏、四川、浙江、重庆、湖北和安徽；从空间分布看，水资源承载力较高的省（市）主要有贵州省、江西省、湖南省和上海市。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发现产水模数、城市日均生活用水量、GDP增长率以及废水治理投资占比在各系统中对水资源承载力影响程度最大。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承载力处于中等水平，其原因可归结于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贸易隐含碳测算是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依据。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法，构建行业层面的双边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采用1997—2011年WIOD提供的相关数据，测算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巴西8个主要贸易国双边贸易隐含碳净排放量。研究表明：在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中，主要为行业隐含碳净出口；在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的双边贸易中，行业隐含碳净出口和净进口现象并存。通常情况下，中国采取以碳排放换取贸易顺差、以贸易逆差换取碳减排的贸易策略。为了减少隐含碳排放，中国应该推行碳排放交易市场，整顿高污染行业，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鼓励增加高碳行业的进口量和低碳行业的出口量。